【古人为何起了名还要有字】

 　　中国古代，在姓名中，其中第一个是姓，那是老祖宗的姓，绝对，当然不能改；第二个是名，家谱传下来的。古代的文化人，都为自己起个字，起个号什么的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文化人，还是蛮有个性的。仅从起名，起字，起号，这个小小细节就可见一斑。

　　一般来说父母生下孩子，父母本人或者请人为孩子起名。读书后，孩子自己还要起个字。他们起的字，很有讲究，我仔细观察一下，也留意了很多名人的字，发现起字，有两种意思。一个是，对自己名的进一步说明，或者解释。比如，白居易，名居易，字乐天。居住容易，自然乐天自得，反映了他的浅草悠悠无所求的闲情逸致。李白，名白，字太白，突出了诗人的豪放和不拘一格。苏轼，名轼，字子瞻。轼，就是车前面的横梁，没有实际用途。但我小时候，在农村看到过，赶车的车夫可以站在上面，观瞻很远，威风凛凛，好不气派，可算是观瞻之用吧！轼和瞻就是这样有关系的。还有，诸葛亮，名亮，字孔明，两者互相解释。还有，周瑜，名瑜，字公瑾，两者都是美玉，相得益彰。就连我们的伟大领袖，毛泽东，名泽东，字润之，两者都是滋润，润泽的意思。这样的例证很多很多，没必要一一列举。起字还有另一种意思，就是，对名的退一步解释。比如，韩愈，名愈，是越来越的意思，字就给他稍微中和一下，字退之。这种对自己名字的退一步补救，我发现的还不是很多。大部分都是第一种，对名的进一步解释或说明。

　　为什么古代文化人，有了名了，还要起个字？我想，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。

　　一是，姓名受之于家族，不能更改。在姓名中，其中第一个是姓，那是老祖宗的姓，绝对，当然不能改；第二个是名，家谱传下来的。比如《毛氏族谱》定下的子孙名字族为：“立显荣朝士，文方运际祥，祖恩贻泽远，世代永承昌”。比如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，就是“恩”字辈，父亲毛贻昌，即是“贻”字辈，毛泽东和兄弟毛泽民、毛泽覃等都是“泽”字辈。毛泽东这个“泽”字早已在毛氏族谱中规定好了，只要韶山毛氏的同一辈人，都要用这个字。我记得，小时候，父亲一再向我们传授家谱，姓后面的那个字是家谱中的辈份，同辈人一律都叫这个，凭这个，走到天南地北，都能找到本家。父亲确实也真是凭这个，在北方认了几门遥远的本家，收获之大，当要归功这套家谱。如此看来，姓名中的三个字，前两个都是固定的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反正是祖辈传下来的，没什么商量的余地，只是第三个字可以留给当事人来决定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姓名生前祖宗都为你定好，或者至少给你定下了三分之二。你自己最多还有三分之一的自主权，这三分之一中还要和生你的父母，同时享有。看来，你连这三分之一的权力都不能独吞了。

　　为了表明自己也是个独立的个体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。争取这份自由和民主权利，古人有古人的，无需动用干戈的办法。起一个字吧，或者同意，或者不同意。总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，表明自己的独立存在。同意就解释，说明一下，不同意就折中，补救一下。你看古人也讲自主意识的觉醒，讲人生下来都是自由的，要自己做主。就是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淫威之下，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，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阶层们，对独立人格的神往，尽量以各种方式追求人格的独立，寻找彰显自我的方法，其自由之精神何曾停止过。看来自由乃人之共性，绝不是某些民族之专利。

　　第二个原因是，在孝悌和自由之间，寻找平衡。中国文化大讲孝悌，不许违反祖制。如果说君臣关系，还讲求责任是双方的，父子关系可就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了。比如，父亲即使错了，子女也必须服从。父母有做错的地方，子女最多应委婉地劝谏，若果父母不听，也不能触犯他们，只能自己在心里忧愁，但绝不怨恨。“事父母计谏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（《里仁》）父亲死了，他老人家定下的规矩。即使错了，三年内也不能改变，这就是孝。“三年无改于父道，可谓孝矣”（（《里仁》）更有甚者，教你吃惊的是，父子之间要互相隐瞒包庇所干的错事。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（《子路》）。这种对祖制的绝对服从，让好面子的，还有自己想法的读书人，一筹莫展。人都要寻找平衡，自然界有春夏秋冬，阴阳圆缺平衡，人自身也要平衡，不平衡就会走向极点，崩溃。于是聪明的读书人，就想出了一个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的平衡法。既然姓名不能违反祖制，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为了抒发自己独立的个性，起一个字吧，即不冒不孝之子的罪名，又能体现自己的意志，可谓一举两得，达到平衡。你看中国士大夫阶层，是何等的聪明。记得易中天老师在讲三国时候说过，说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，确切的说，不对，应该是，一夫多妾制。妻子就一个，受之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婚姻更多是社会关系，政治关系的体现，儿女婚姻要遵从家族中的社会地位，哪里像现代的刘巧儿，“这一回，俺可要自己找婆家”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。但是聪明的中国人，为了不违反父母，招致不孝之祸，又要寻找自己的乐土，又想出来个，纳妾。而且感情好的，多是发生在这些旁门左道的小三，小四等等上面，让根正苗红的妻子，只能怨恨在心。这是不是，又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蔓延。‘

　　西方人讲究不自由，毋宁死。而中国人则是，不自由，找自由。这比西方人的死，不知要高出多少着路。死毕竟结束了生命，自由与生命，最后同归于尽，两者皆空，就算自由了，又有什么意义，自由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，最终落了个，彼岸世界的来世英名。而中国人则找到了自由，也留住了生命，这又是一个一举两得。聪明！

　　可是，凡事都是，有好的一面，就有坏的一面。聪明的变通法，总是让聪明人绝处逢生，但聪明的副产品，就是派生出了滑头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拿你真没办。可见，凡是在不能自由的地方，聪明人为了生存，都变得更聪明；愚蠢人为了生存，都变得更愚蠢。我倒是看到，中国历史上很多被逼无奈的农民起义军将领，那可是在九死一生的刀尖子上爬过来，聪明人越干越大，成就历史的大有人在，有名的大明朝开国皇帝，朱元璋就是个要饭的，要是你看了当年明月写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那酣畅透彻，入木三分，激情洋溢，还原了历史非常好看的励志大作，你会通过这个要饭的聪明人朱元璋，成就大业的故事。深刻体会到，生命的力量是任何专制都不能抹杀的，他不在于你是否贫穷，是否地位低下，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，有没有一颗不屈的灵魂。历史是人创造的，而创造本身就体现人的自主过程，让人充分的活了一把。

　　最后，再让我们看看，古人起的号，那简直就是个性的宣言。他不但舍弃了三分之一的与祖制相衔接的字，也舍弃了三分之二的祖制的姓名，全部体现的是自己的个性。苏轼，一生汪洋恣肆，豪放不羁，干脆，就以流放地东坡，作为号。白居易，号香山居士，何等的雅致雍容；李白，号青莲居士，不就是那个整日在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仙风道士吗？杜甫，号，少陵野老，那不就是典型的，为民请愿，一路忧愤，把所有苦水都装进自己的心里。号，不就是在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特别。谁说，中国古人不喜欢张扬个性。文化雅士哪一个没有自己的个性。因此，张扬个性，也不是什么时代的产物，有个性的人，什么时候都想张扬，没个性的人，什么时候也张扬不出来。虽然说，今天是个张扬个性的时代，但没个性的人，依然是张着迷茫的双眼，看别人在表演，在生命的过程中，永远都是一个看客而已。

　　中国古人很有意思，很可爱。为了生命的自由和个性的舒展吗！可贵！

　　至于笔名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写文章的人都可以自拟个笔名，代表自己一段时间的想法，有多个，少个，不限数量。现在人写文章，也在用的。

　　至于化名，那是保密的要求，怕给家人和朋友添麻烦，把自己真实姓名隐藏起来，有点地下工作者的意思。比如毛泽东， 1922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用的化名，就是毛石山。当时之所以叫这个化名，主要是为掩反动当局的耳目。但是，这一名字也带有自己的心愿，这是他的母亲和外婆取的“石山”一名变化而来的，此化名也寄托着毛泽东对母亲和外婆的无限思念和深情。在延安时，毛泽东给分别了10年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，还使用了“杨子任”的化字，这不仅是避免老同学，因为与他，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的关系遭迫害。同时也有自己的心愿，以拯救民族为己任，作为共勉，也表达了他和已故妻子杨开慧对他们共同尊敬的师长，杨昌济先生的无限怀念。毛泽东还有一个“李得胜” 的名字。1947年3月，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，毛泽东考虑到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，高瞻远瞩，决定诱敌深入，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。决定离开延安，离开就会得胜，叫“离得胜”。后来，为了保密的需要，中央领导同志都用化名，毛泽东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叫“李得胜”。可见，化名不是轻易就可以用的，是个秘密号码。你要是用了化名，让我首先想到的是，你要干什么不能公开的事吧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暂不下结论。

　　起了名，又起字的中国文化人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解放了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自由了。可以不用名和字，再为自由周折了，于是，自己愿意叫什么，就叫什么，甚至姓不姓父姓，也不会受到什么不孝之子的谴责了。就此，再按家谱起名、起字的文化传统也消失了，你看现在的读书人，谁还起这一套，因为，根本用不着了，可以按父母的想法，或者自己的个性，一步自由到位了，何须古人的周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也不难得出一点结论，看来中国文化人起字，起号，真是对自由的追求，对个性的张扬吧！